名片的尴尬——旅日散记
——旅日散记
史有為
名片，在日语里称“名刺”（meishi）。“名刺”，这可是个古老的汉语词儿，唐以前就通行，用来通报来客姓名。唐·姚思廉《梁书·江淹传》：“永元中，崔慧景举兵围京城，衣冠悉投名刺，淹称疾不往。”
其实，汉代也是有这种物件的，那时叫“谒”，由动词“拜谒”义转为名词物件义。再以前有没有，叫什么，那就不清楚了。
谒
为什么叫“名刺”？“刺”原指用刀笔书写，后来将姓名写在竹木简上，以上奏朝廷就称为“书刺”。东汉·刘熙《释名·释书契》：“书称刺书，以笔刺纸简之上也。又曰到写，写此文也。画姓名于奏上曰书刺。”因此仅仅写上名字，用以通报来客的“书刺”就称为“名刺”。
之后也将“刺”理解为竹木削成的长条薄片。明·张萱《疑耀》卷四：“古人书启往来及姓名相通，皆以竹木为之，所谓刺也。”因此，名刺也可以称为“短刺”或简称“刺”。后代也有称“拜刺”。
名刺
古人书启往来及姓名相通，皆以竹木为之，所谓刺也。
大概五代时已经用纸来制作名片，因此也可以叫“名紙”。再以后，大概明代前后，可能觉得“刺”太难理解，而“纸”又太一般，由此起用了更有郑重感、仪式感的“帖”，改称为“名帖”或“拜帖”，也简称为“帖”。大都用的红纸，以示吉祥。有时也可代替“明信片”，简单写上几句话，派人送到要拜访的人家，传达简短信息，省去自己登门。
早前的名片日本是一个对古物具有特别尊重、特别保守的国家，不轻易更换或改变。因此，许多中国传去的古物、古词大都仍可在日本看到，而汉字也受到格外的保护。这是一个民族的传承习惯，值得我们借鉴、学习。
交换名片
在日本，你会处处受到“礼”的教育。递名片就是一个。你双手递上名片，日本老师很客气，也双手接住名片，不会多说什么，就是表达“初次见面”，还有鞠躬点头。对方也照样回敬一张名片，同时你也会学着点头弯腰，也用日语表示“初次见面”，以示回礼。双方都会细细地看看名片上的尊姓大名，在何处任职。这也是礼貌。其实中国现代早就有名片，可是我们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有幸接触和使用。而我第一次使用名片还是在日本。
[小岛久代，沈从文研究家，明海大学时的同事与好友]
1992年，出国赴日任教之前，我“精心”准备了一张名片，上面挂满了我所拥有的许多头衔，什么副秘书长，什么副会长，什么兼职研究员，什么编委啊。其实，真正有职有权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教书匠。教书是真的，权也是有的，打分就是个权。只是当时是日本大学的教书匠。其他那些头衔都是虚的，印上去无非为了好看，壮壮自己的声势。自己也知道这是虚荣，但架不住社会潮流，也就跟风了。
但很快我就被教育了。在一次教师聚会时，我遇到一位已经退休的华人老师，当我们交换名片时，他仔细地端详了我的名片，然后告诉我，日本的规矩是，名片上只写当时的职务，其他非就职单位的头衔一律不可出现。他短短的几句话对我的震动实在太大。我当时确实有点尴尬。我表示了谢意，但内心却很难为情。过后我细细反省，又翻看收到的日本教师的名片，确认日本教师确实都只写在职单位的职务。反省自己那种要面子，“名”字作怪，实在是要不得。之后，我就把我的那些名片收了起来，不再去出丑。这是一次教育，是在中国得不到的教育。我非常感谢那位退休老师的坦率。诤言难得啊！
我在中国工作已31年，却一次都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。反而，社会上流行着写满各种头衔的东西，从名片到演讲前的介绍。我回忆当年曾收到几张名片，主人们把自己的所有的“荣誉”都一股脑儿地端了上去，包括“某某地区学术带头人”“某某地区著名学者”“某某大学博士后”。当时，我还嘲笑他们，可自己却也被这股面子风潮卷了进去。
我重新印刷了名片，老老实实地填写了一个职务。2008年，当我告别日本，准备回国时，我自己打印制作了一个名片，送给留在明海大学的同事们。上面没有职务，没有任何头衔，只有六个字和一首告别诗：
情思昼夜赴昆仑
留迹东瀛十五春
明月悠悠迎岁暮
海风恋恋送归尘
名片，是介绍自己的，当然应该介绍自己当前供职所在以及所任职务。如果退休了，那所有的职务职称就应该失效。因为这是在职时经手的“务”、授予的“称”，退休了当然就没有“职”了，又何来“称”。我在日本看到的退休老师的名片是不再写“某某大学教授”的，而国内退休者的名片可能还是照样写上“某某大学教授”。而在国外，还有什么头衔都不写的，只是告知地址或联系方式。
[美国专治汉藏语的语言学家]
由此也想到，如今介绍某人时，包括刊物论文上的作者身份，等等，还是会要求说明是哪个“所在单位”。如果本人是退休者，那个退休前的职称仍然会以第一头衔挂在名字的后面。退休了，人已经到了社会保障单位，但还是要求写上“工作单位”。这又算个什么？
我退休已经近20年，每次发表文章都要求我署上单位名。我很为难，据多次编辑部的回应，说这是一项规定！我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规定。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吗？即使有，这个规定也不过反映了“计划经济”的意识和行为。我们还有哪些空间没有改革开放，还是“计划经济”的痕迹？把个人一辈子栓在“单位”上。这不明显违反了“实事求是”吗？改革改革，连这项很小的规定都改不掉！真让人叹息！
这也让我想起香港的《语文建设通讯》，只有这份不起眼的杂志，在我退休以后，每次发表小文章，都没有要求我写上退休前的头衔（我也不要求写），而是由编辑部在我文章下注明本人是“北京市语文工作者”。这正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。
感谢这份刊物，她实践了“实事求是”，传达出了退休者现在的真实角色！
【附记】：除了香港的这份刊物，《南开语言学刊》2022年第一期，在即将发表的一篇拙稿末尾，也同意了我的请求，写上“北京市语文工作者”。感谢刊物的编辑部！
2022.5.29时年八五